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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曾经只是越战老兵的恶梦,如今成为人类痛苦的共同语言

作者: 时间:2020-06-08 451° 平板人物
创伤文化

某种程度上而言,1980年后的创伤历史,就是70年代初期罗伯特.史毕哲提倡的方法论胜利的延续。正如PTSD国家中心(于1989年创立、包含七个校区的体系)的执行主任马修.弗里德曼在1988年的採访中解释的,大多数PTSD诊断的先驱都将之视为一种「心理疾病,而非生理疾病」。作为PTSD国家中心的第一位主任,弗里德曼的任务就是将PTSD带入精神医学主流,而这个主流从1980 年代起就逐渐关注精神疾病的生物学特徵。因此,全世界研究PTSD的机构都受美国VA和国防部的利益和预算投入的影响,往往倾向于探索PTSD的神经学或生物学基础,而非这种疾病的精神分析、文化、跨文化方面。

创伤的叙事越来越无关政治和内在的精神冲突,更多的是关于压力荷尔蒙和神经元突触化学反应的内容。这种预算导向的现实也造成了一种研究倾向,也就是研究单一美军退伍军人的挣扎,并将其结果应用到全球人口。

1983年,国家还在对抗那些与越南有关的痛苦问题(包括使用橙剂〔Agent Orange〕的后果,就是美军在东南亚广泛使用的一种有毒农药),国会下令VA进行一项研究,全面性评估战争对越南的影响。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适应调查(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NVVRS)研究发现,有15.4%的越战老兵在当时的研究中被诊断为PTSD,31%的老兵一生都承受PTSD之苦。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适应调查的研究有助于建立现代创伤研究的统计基础,而且至今仍然是一种流行病学的基準。

然而,正如有关越南的一切,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适应调查也有争议,其资料和意义都可以或多或少地重新评估,正如有关刺杀甘迺迪的华伦报告(Warren Report)那样有争议。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重新研究了调查资料,并且得出结论后认为,越战老兵终生罹患PTSD的机率接近18%。随后,一位最初做实地採访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再次检查资料,发现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适应调查夸大了PTSD的患病机率大概300%。他认为研究之中的很多老兵「基本都生活得很好」。

听到这些争论(《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有大量报导)会带来一种切身的感觉:我们关于创伤的知识是多幺难以捉摸,精神疾病诊断又是多幺主观,即使现代神经科学拥有很大的进展。在这些统计资料的争论当中,有某种超越数字的东西,某种超越了这场直到现今仍是美国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的具体细节。

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适应调查的争论所创造的,无非就是PTSD自身的神话,亦即被广泛接受的战争故事,这种故事太过邪恶,对心灵太过有害,逼使社会最终站起来承认创伤是一种人类疾病。类似于19世纪的南北战争,越南战争撕开了美国社会没有癒合的一道伤口。我们反覆审视这些旧的伤口,多少就像患有PTSD的个体反覆审视他们的创伤。前往伊拉克,以第一人称目睹美伊战争,教会了我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越战及其造就的分裂,或许一直与我们同在。越战及其影响打开了智识、政治、文化经验方面的新途径,而我们至今仍在摸索那些途径。2000年,与詹森总统不和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发表了一篇名为〈无止境的争论〉(Argument Without End)文章,这是他第二次重新思考战争,文章的标题似乎就描述了关于越战的心理影响的争论。

除了精神医学近来注重生物学之外,还有一种更大的社会兴趣在讨论PTSD主要是一种脑部变化,由内部化学过程所主导。倘若发现了一种PTSD的潜在生物学基础,倘若这种基础可以像忧郁症一样,在今天被描述为「一种脑部的化学失衡」这样地清楚,那幺与PTSD相关的汙名就会被消除。不仅如此,倘若可以找到一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治癒」方法,那幺整个社会就不必再费心于试图处理导致创伤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根源就是社会的不公。通常而言,受到创伤的人是弱势而被剥夺权利的,正如艾根多夫指出的,任何真诚地为解决PTSD问题而做的尝试,都必然要始于减少人类的创伤源头:战争、大屠杀、折磨、性侵。

罗伯特.利夫顿呼应这种看法时说道:「道德问题始终存在,在这里,这些问题是和政治问题不可分的。我认为某些心理学家可能错误地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问题。」事实上,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最初的一群领袖很担心,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可处理的医学问题,就像狼疮和关节炎一样,而这种结果等于鼓励政府发动战争并进行虐待和屠杀。

在1995年于《美国精神医学杂誌》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处理了这种紧张关係。作者瑞秋.耶胡达和亚历山大.麦克法兰(Alexander McFarlane)主张,「想要将受害者的地位正常化的人们,与想要将PTSD定义为一种精神疾病的人们之间出现了冲突。创伤性压力领域的未来取决于承认相互对立的事项和案例,自从这种诊断得到确立、理论的不一致得到澄清、概念问题得到改革之后的十五年里,这种对立就出现了。」也许不该感到意外,两位作者在承认了利夫顿、沙坦及其同事的工作之后,转而认为科学胜过其他探索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方式。他们总结道:「如今,PTSD在精神医学分类学中的位置已经完全确立了,而科学的发展应该为这个领域提供组织上的哲学。」

重新关注脑科学并非毫无缺点。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不重视倖存者的高度主观感受,这种经验很难倾听,也很难纳入科学的测量之中。而且由于PTSD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因此理所当然,它比起思觉失调或躁狂忧郁或其他任何心理疾病,都更不太可能是一种「脑部活动」。然而,反观今天创伤研究的领域,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脑部显影技术并没有被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而是一种通向倖存者心灵的窗户。经常可以听到今天的研究者,声称希望这样的技术能够一劳永逸地「证明」PTSD的存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硬科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而人文时常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追求;这造成了一种临床文化,尤其是在精神医学界当中。这种文化倾向于将神经科学视为理解人类经验的不二法门,这种临床文化使用化学语言来描述患者的痛苦,比如「滴定」患者对「延长暴露」治疗的情绪反应,好似一个人所遭受的心理疾病之苦可以像个化学方程式一样。

在某些人看来,这种生物学思维的巅峰到达荒谬的程度。正如PTSD国家中心一位VA资深临床医师最近跟我开的玩笑:「跟我聊聊战争,这样我就能对你进行海马迴移植。」就像在纽约开业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威廉.诺曼德的说法:「精神医学已经从无脑走到了无心。」一位广受欢迎的作者及神经学家奥立弗.萨克斯这样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世界——自己内在的心路轨迹和面貌,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都不需要明确的神经学『关联』。」1979年,当代神经科学的黎明时期,诺贝尔奖得主艾瑞克.坎德尔(Eric Kandel)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一切学科都需要「反学科」来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神经学的观点儘管更满足科学需求,但是显然不如精神医学那些软性观点更有存在的意义。」人类心智或许是自然界最複杂的造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依赖于单一学科去解释它的整体性。

在耶胡达和麦克法兰的文章发表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日渐增长的意识,也就是某些观察者所谓的「百忧解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是基于生物学的物质主义,以及一种对现代药物及其解决越来越多个人问题的信念。个人问题在此之前都没有被视为是心理疾病。在精神科医师彼得.克拉马的畅销书《神奇百忧解》中,他描述了一些受药物影响的患者「并没有以转化的形式治癒疾病」。基于对这种转化的经验,克拉马开始将百忧解视为一种「装饰性药物」,这个词精準地描述了美国新型心理健康文化背后的驱动力,这股潮流越来越将患者视为消费者,并且想尽办法满足其需求。新的导向对精神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百忧解开始出现的1987年到2007年之间,被诊断罹患心理疾病的美国人增加了几乎250%。

现代创伤精神医学一直受到美国人对心理疾病态度的变化的影响,百忧解问世不久,一些医生听闻同行们用这种药物处理忧郁症效果显着,于是也开始给PTSD患者用「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下文简称SSRI),即百忧解所属的一类药物。这类处方有时被视为「去标籤化」的基础,选择使用SSRI 的原因是这种药物已知的副作用较少,而且似乎可以减轻与PTSD相关的情绪麻木症状。乐复得(Zoloft)是1991年出现的一种SSRI,如今已经成了治疗PTSD最常用的处方药,而且是第一种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许可治疗的药物。

与一种特定心理疾病相关的药物也对另一种疾病有效,这偶然的发现最终变成现代药物研究的典型,如今,主要的製药商都承认,他们并没有以生物学「目标」去研发新药。对于使用SSRI治疗PTSD而缺乏科学依据,受此困扰的不仅仅少数从业人员。2007年,在VA 的要求下,享有声望的美国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调查这种情况,并发现「对于所有调查的药物类型,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对PTSD治疗的疗效」。换言之,对于PTSD的药物治疗,结论依然未定。

除了这些科学知识中的巨大分歧之外,社会大众对于生物学就是未来的信念依旧逐渐增强。随着像百忧解这类「装饰性药物」的蓬勃发展,人们定义心理疾病的门槛也戏剧性地降低了,而PTSD这个概念却在文化中越来越普及。正如一位牛津大学的精神科医师最近所言:「社会已经不再沉默忍让了。」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将经过些许修改的PTSD内容纳入了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的纲要中,这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诊断工具之一,这一步实际上保证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得到全世界的接纳。

作为一种同情的形式,以及一种与暴力受害者相关的概念,PTSD最终被证明为一种着实强而有力的连结。一位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曼彻斯特的临床医生和律师认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是90年代的心理疾病,随着今天大量PTSD的个案得到诊断,它已经几乎算是一种迅速成长的产业了。」

自1980年以来,创伤研究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处理方式。正如90年代的百忧解,PTSD起初是一种精神医学趋势,后来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理解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成了诠释文化和历史本身的方式。诚然,众所皆知,许多近来对于PTSD「计画」的批评,都关注于个体层面的诊断是否变得太过流行、太过强大、太容易被权威专家利用,以及是否这种诊断在本质上是用医学方式去处理正常的人类灾难。1995年,埃墨里大学的一位创伤学者凯西.卡露丝暗示,PTSD看上去无限扩张,她说:「这种分类及其对一种病理的正式承认,提供了一个如此强大的诊断,以至于这种诊断似乎可以包含一切:一下子,不仅仅是对战争、自然灾祸,还有对于性侵、虐待儿童以及其他各种暴力行为的反应都被理解为PTSD,某些解离型疾患的诊断也被转成了创伤问题。」

这种诊断的力量如此扩大,甚至连引起它的战争都退居其次。回顾过去,似乎PTSD在20世纪末触及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东西,好像这个诊断概念举起了一面镜子,反照我们自身,揭露了人类意识是如何破碎。当时,PTSD突破了VA的诊所,开始以一种相当平民的方式潜入了文化之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疾病。流行于1960年代的边缘型人格疾患(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似乎就反应了许多父母对其子女,尤其是女儿所感到的不安。

到了80年代,爱滋病这个幽灵开始纠缠美国人,某部分是因为当时国家正挣扎于十年前开始的性解放运动的后果。到了90年代,PTSD概念开始扩大,超越了其与越战的紧密连结,成了一种文化迷因,各种各样的症状呈现在各种媒体上,包括90年代回忆录、非裔美国小说、「见证诗作」、摄影和电影等艺术的兴盛。

根据作家、创伤学者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所言:「在1980年代PTSD的概念化和概念扩展之后,90年代的电影里出现了线性叙事的突破—包括倒叙、循环叙事、将关键剧情打上马赛克,只有回顾时才能理解,这种技术某部分是为了表达受创主体的经历。」像昆汀.塔伦提诺(Quentin Tarantino)的《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和哈罗德.雷米斯( Harold Ramis)的《今天暂时停止》(Groundhog Day)都使用一种全新的、分散的叙述方式,将故事拼接成一连串重複的循环中,打乱了时间点,使得情境闪现不仅仅是一种电影技术,也是整个叙事。

在9.11事件几个月之前上映, 由克里斯多福. 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电影《记忆拼图》(Memento)中,主角李奥纳多.薛尔比(Leonard Shelby)在家中遭到攻击之后,就罹患了一种顺向失忆症,使得他没有办法创造新的记忆。他只能被迫活在一连串只有十五分钟的片段里。据卢克赫斯特所言,他存在于「创伤后的无时间状态里,看似时间是随机、无目的的,但事实上是被一种他不知道也无法控制的强迫性重複所强化。」(强迫性重複是佛洛伊德所引入的一个概念,即倖存者倾向在现实生活和梦境里重演自己的创伤。)而他仅存的记忆一直纠缠着他,就是关于他亡妻的记忆闪现,而他要为妻子的死复仇。

在一个凄苦的场景中,李奥纳多问:「如果我感受不到时间,怎幺能够被治癒?」这部电影以一个重複的关键之处结束,暗示着故事不断循环,也许会无限继续下去。李奥纳多杀了杀死妻子的「兇手」之一,并选择了另一个目标。在下一个循环开始之前,他问:「现在,我在哪儿?」

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PTSD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深入渗透到了助人行业。世贸大楼倒塌之后,大约有9,000名创伤辅导员涌入下曼哈顿地区,处理浪潮般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花费了1.55亿美元提供心理谘询,为20多万需要处理创伤和痛苦的民众服务。让人震惊的是,只有300人出现,某些观察员将这种情况归结于大家在忙着清理下曼哈顿地区,并準备即将到来的战争。

儘管这种特定的流行病无法具象化,但如今普遍认为创伤事件的倖存者,甚至那些远远地看到创伤事件的人,都会罹患某种形式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让那些奋战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步兵失望的是,那些无人机操作员,坐在美国有空调的拖车里操作无人机飞过巴基斯坦的人,如今也被空军医生诊断为PTSD。2004年,在那场席捲斯里兰卡的毁灭性海啸中,一位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精神医学教授告诉一位记者:「根据从其他大型灾难中获得的经验,我们可以预测,大约有50%-90%的受灾人口将会经历类似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忧郁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布希总统和欧巴马总统手下的国防部祕书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回忆录《责任》(Duty)中写到,他相信「没有人在经历过战争之后能够没有伤痕,没有某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痕迹」。

它曾经只是一群越战老兵的梦,如今PTSD正如一位研究斯里兰卡海啸的观察员的描述:「它是痛苦的共同语言。」

相关书摘 ▶PTSD的精神创伤:恐怖就像「美」一样,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凝视创伤:不是每一种伤痛,都能被看见》,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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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J・莫里斯(David J. Morris)
译者:吴张彰

几千年来,有一种疾病从未受到承认;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候,有一种痛苦都是无人所知。那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一个直到近代才为社会大众熟悉,如今已经遍及世界的精神疾病。

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媒体报导描述,世界各处都有人深受其害,还有大量的文学、影剧以PTSD为主题,然而如同许多的精神疾病一样,到底什幺是PTSD?谁会罹患PTSD?

为何海啸、飓风、地震带来的伤害较小,倖存者罹患PTSD的机率更低?为何人为创伤或人际暴力,例如性侵、战争、家暴,犯罪者是越熟悉越亲密的人,创伤的程度就越高?

作者大卫・J・莫里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2004年曾在伊拉克担任战地记者,也因此罹患PTSD;他以自身实际经历PTSD治疗、参与三项PTSD研究,并且走访美国三间历史博物馆,採访大量的研究者们,尝试从医学、历史、文学、文化等不同领域去探索「创伤」,了解它带来的余波与各个阶段,从而在丧失与苦痛中找出生命的答案——

PTSD曾经只是越战老兵的恶梦,如今成为人类痛苦的共同语言 Photo Credit: 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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