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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的精神创伤:恐怖就像「美」一样,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

作者: 时间:2020-06-08 383° 国内时评

对于那些心理受伤的人们而言,他们回到正常世界,等于就是回到了这种怀疑和敌意之中,基本上让他们处在一种社会孤立状态。VA的一个研究小组总结了二十五年来的研究:「创伤后症状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受创的人是否得到社会的支持。的确,得到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因素,能避免创伤个体罹患PTSD。」

治疗师喜欢讨论「t」创伤和「T」创伤。t创伤就正式词义而言并非创伤,然而它们又是一种压力来源,足以改变你的时间知觉并且震撼好几天,就像在午夜时被一只觅食的熊吵醒。这只熊来了之后,你就无法在营地安心睡觉了,哪怕是最小的声响,比如树枝折断的声音,都会让你心跳加速。依此来说,t创伤,或者说危险,使得你大脑的守卫——杏仁核(amygdala)出错。杏仁核是一块杏仁状的组织,用于处理当下的威胁(「杏仁」的希腊语就是「amygdale」);以后当你遇到相似的情况——相似的外观或相似的气味,杏仁核就会让你想起第一次遇到的熊。很多细节在当时可能被忽略了,却成了临床专业人员口中的诱发点,你很可能就在那一晚无法好好入睡。

t创伤彷彿在大脑中开了一间商店,改变了你对那些能使自己回想起熊的一切事物的反应,创造了某种情绪标籤。这种标籤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出问题。当t被触发时,杏仁核就会启动一系列极其複杂的机制,使得你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是两种强效压力荷尔蒙。表面上,这个过程经常被心理学家描述为「对抗、逃跑、僵住」的其中之一。

t创伤发生的时候,你的智商会下降到猩猩的程度,而身体会选择这三种行为中的一种,之后你的大脑可能才察觉到底发生了什幺。时间膨胀了,事情自动地发生,而你注意到了之前看不到的东西。你作出了反应,但没有思考。

《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作者埃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极其精确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在他那个年代,只有少数科学家才懂得关于杏仁核的知识:

当然,雷马克并没有在这个案例中準确地描述「t」创伤。他所描绘的只是一次炮火攻击,只是人们在战争中发现的各种刺激之一,在这个例子中,一切都好,没人受伤,没人阵亡,也没有人被拳打脚踢。然而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这种t事件也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T创伤可以摧毁心灵。T创伤关乎疯狂、长期失眠、幻觉。T创伤不只是在短时间内损伤杏仁核,其实是让它超载,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损坏它的反应能力,让它变得像一个坏掉的温度控制装置。

倘若我们想像t创伤是身体中的一间商店,那幺T创伤就像是开满整条街的跨国连锁商店、大卖场,其中每一间都有看不见的员工整日工作,从不休息。假以时日,这些店铺就会把社区里的其他东西挤出去。患有慢性、长期PTSD的人们常常被描述得像是拥有多重人格,似乎创伤已经分裂了他们的心灵,又给这些碎片建立了独立的身分。以某种说法而言,这就是衍生效应。性侵、生理攻击、飞机失事、军事战争、自然灾难——飓风、地震、海啸、龙捲风,这些都是T创伤事件。这些创伤的显着部分就是让你感到无助、感到被压垮了。当抵抗和逃离恐怖变得不可能,意识就会倾向于碎片化并散乱。好似心灵为了有效地处理自身灭亡的景象,不得不把意识切割成更小的碎片,以便能易于管理。这种碎片化或是某种情况下的解离,都发生在恐惧最大的时刻,它们都会对之后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恐怖就像「美」一样,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假设一位女性面对一个重达三百磅的攻击者,如果这位很可能会变成性侵受害者的女性回想起自己上过的柔术课程,相较起去上彼拉提斯课程的朋友,她会比较没那幺无助。事实上,我们对控制感的知觉会决定一个人产生有害创伤反应的可能性。这种对于个人困境的高度主观感受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并存。

一般说来,在战斗部队中,每次物理伤亡都会造成一次精神创伤。在1973年的10月战争(Yom Kippur War)中,大多数的以色列前线部队都符合这个比例。然而奇怪的是,以色列后勤部队暴露在更低的危险之下,但每次物理伤亡会造成三次精神创伤。

重大创伤既是死亡,又是重生,是一种意识的消亡,另一种意识的开始。正如任何一位倖存者能告诉你的,受到性侵或重创的那一天不仅仅是某段生命章节的结束,比方说青春期或单身期,而是他们过去身分的消亡,某种新的未知身分的诞生。受到创伤之后,心灵的运作完全不同了,身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至于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解。这时,就像人们会在人生故事的转捩点时走入心理治疗或者反思,那些日子也就是成长的关键时刻、图腾般的时刻,这些时刻似乎不仅仅包含着新生活的某些祕密成分,也包含了这个世界的关键之处。

戈马克・麦卡锡在他的经典小说《穿越》(The Crossing)里描绘了一位心灵饱受纠缠的倖存者,他写道:

即使被破坏,创伤也依然存在。数不清的日期都可能变成一种诅咒,因为它们反覆出现,不仅在心灵中,也在日曆上出现。这些数字是非时间性的,比如9/11和7/7(7/7是2005年发生于伦敦的恐怖攻击)。

西方倖存者对这些事件使用的语言如此一致,以至于形成了某种律法。这种律法令人惊叹地透露出关于重生和复活的宗教意象如何依旧主宰着人类的想像力。

一战老兵马克思・普罗曼(Max Plowman)如此描述从前线出发时的感受:「离开战壕真是不可思议,那种感觉就像是重生。」河内希尔顿的倖存者迪克・坦格曼(Dick Tangeman)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Clark Air Base)与家人重逢,他为那些「欢迎我们回家、见证我们重生的好人们的温暖及真诚」而感动不已。艾莉丝・希柏德对于被性侵之后回到父母家的那段描述,似乎就是对《哥林多前书》(First Corinthians)的回应:「我的生命已经结束,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有趣的是,以非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时,重生的主题意味又有微妙的不同。2004年斯里兰卡〔Sri Lanka〕大海啸中,一位印度倖存者说她在灾难之后感到喜悦,因为这绝对意味着她在来生会得到奖赏。)

随着我与PTSD群体的交流越来越深,也习以为常地听到他们把这些日期视为「倖存日」或「重生日」。在2010 年3月25日,专业登山家史帝夫・豪斯(Steve House)在攀登加拿大西部一万一千六百英尺的高峰—圣殿山(Mount Temple)时,从八十英尺的高处掉落,摔碎了骨盆和六根肋骨,后来他却将这件事描述为一种「重生」。直到今天,豪斯和妻子伊娃(Eva)都将这一天视为生命中的特殊日子。他仍然到处登山,并有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强烈意识,他觉得在每年3月25日,自己都会变得对环境极其敏感,彷彿宇宙以某种方式在观察他。

在「重生的三週年纪念日」,他在部落格上写道:「在我去加拿大庆祝事故之后的三週年纪念日时,我相当清楚地意识到,如何去登山,与『阿尔卑斯教练』(豪斯在事故之后建立的一个登山训练组织)的伙伴分享经验。天气预报似乎是个好兆头,代表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创伤所构成的死亡和重生并不会同时发生,儘管我们很熟悉这个顺序。我们能在瞬间瞥见死亡,但那一瞬间之后的发展,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遭到性侵,她说她完全失去了被性侵之后的那五年。她在外游蕩多年,在国外做过杂七杂八的工作,之后才回到美国,得到了某些领悟。

这种重生并非是线性的过程。罗伯特・史托罗楼描述,对于倖存者而言,时间总是有种循环的特点:生活向前发展,然而我们总是会不断地与失去的记忆相遇,发现这些记忆在情境中的痕迹与过往并不相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生活想像成一系列的重生,而非单一一次,就像最初的事件还有新的面貌尚待显露。

科学支持这种重生的观点。在经历创伤之后,身体会被锁定在一种长期警惕的状态,对每一种可能带来威胁的刺激都高度警觉。这种慢性发作的状态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种主要症状;受害者很容易受到惊吓、急躁易怒,而且睡眠状况很糟。事实上,在一战期间,那些最初探究战争创伤根源的精神科医师,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战后心理疾病的基础就在于自律神经系统的这种慢性变化。这个神经系统可以被我们的守卫—你可以将之想像成一只凶狠的、朝着每个路人狂叫的斗牛犬——所启动。

在探讨老兵的睡眠模式的最新研究中,验证了这种最初印象。简单地说,长期暴露在创伤事件中的人的睡眠状况完全不同。正如精神科教授茱蒂丝・赫曼(Judith Herman)在其着作《从创伤到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解释的:「比起普通人来说,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人要花更长的时间入睡,他们对噪音更为敏感,在夜间会更频繁地醒来。因此,创伤事件似乎更新了人类的神经系统。」

受创的人们时常感觉破碎,他们的神经系统活在过去,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活在当下。这种暂时的迷失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很难仅仅将之描述为「记忆」(当你心跳加速,眼睛开始搜索凤凰城市中心屋顶上的狙击手,难道这种感觉真的和你回想到高中毕业的感觉一样?)。换言之,如果在某种化学标準上,你的身体还留在伊拉克,那难道仅仅只是一种记忆?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详述了他是如何在文明社会依然表现得像是在一战的战壕中:「我的心灵和神经依然像是在战争中。炮弹常常在午夜飞到我床上,即便南茜(Nancy)与我一起经历这些。白天看到的陌生人都像是那些被杀害的战友的面孔。」为了过得快乐,遇到这种情况时,在当下,人们也必须不得不享受生活。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创伤几乎不但能完全摧毁一个人的时间感,也能摧毁一种非常西方化的时间观念—一种线性时间观,从一分钟走到下一分钟,不断继续。

对于某些人而言,一个创伤事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了一种催眠的力量。到底该如何準确定义催眠,不是此处要讨论的,然而这种催眠效果似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重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状只是一种心理原理的延伸,它对于每一个对此反映的人都很明显:我们的伤痛定义了我们。

相关书摘 ▶PTSD曾经只是越战老兵的恶梦,如今成为人类痛苦的共同语言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凝视创伤:不是每一种伤痛,都能被看见》,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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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J・莫里斯(David J. Morris)
译者:吴张彰

几千年来,有一种疾病从未受到承认;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候,有一种痛苦都是无人所知。那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一个直到近代才为社会大众熟悉,如今已经遍及世界的精神疾病。

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媒体报导描述,世界各处都有人深受其害,还有大量的文学、影剧以PTSD为主题,然而如同许多的精神疾病一样,到底什幺是PTSD?谁会罹患PTSD?

为何海啸、飓风、地震带来的伤害较小,倖存者罹患PTSD的机率更低?为何人为创伤或人际暴力,例如性侵、战争、家暴,犯罪者是越熟悉越亲密的人,创伤的程度就越高?

作者大卫・J・莫里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2004年曾在伊拉克担任战地记者,也因此罹患PTSD;他以自身实际经历PTSD治疗、参与三项PTSD研究,并且走访美国三间历史博物馆,採访大量的研究者们,尝试从医学、历史、文学、文化等不同领域去探索「创伤」,了解它带来的余波与各个阶段,从而在丧失与苦痛中找出生命的答案——

PTSD的精神创伤:恐怖就像「美」一样,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Photo Credit: 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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